蔡澜写美食，那是巧舌如簧自学成才；蔡澜写电影，才是科班出身的内行看门道。

他18岁由新加坡留学日本，读的是日本大学的电影制作科系；毕业之后任邵氏驻日本办公室的经理，遴选当地的影片卖到香港；之后到港定居，先后供职于邵氏和嘉禾，经年累月，常常带着团队去日本拍片，日本有明星大腕过港，他也常常作陪。上至大手公司的一把手，下至演员、导演乃至拍摄现场的普通工作人员，全是他打交道的对象。他又是个靠文字吃饭的人，哪可能舍得放弃这么大好的“食材”。

《蔡澜谈日本·日本电影》书封

可惜蔡澜谈电影的文字，手边只有一册陈子善编辑、山东画报出版社刊行的《蔡澜谈日本·日本电影》；而且，其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篇幅在讲电影，剩下的是谈其他领域的文化名人；本身也厚不过一片吐司，只消半日便可读完。这本书在“豆瓣”的评分不高，网友的低分主要在于八卦为主营养有限，人名片名颠三倒四。我倒觉得它瑕不掩瑜，读来妙趣横生。虽说标题是日本电影，其实全是以白描手笔勾勒日本电影人的丑事乐事，寥寥几句，有的令人莞尔，有的让人捧腹。虽然的确并非什么鞭辟入里的大作，但蔡澜见多识广又妙笔在手，不拿出来众乐乐，岂非可惜？

按每篇千八百字的篇幅来看，这本书里的文章无疑来自他给香港报刊写的专栏。比较遗憾的是，每一遍都没有注明生逢何时出于何处，爱读的人少了按图索骥举一反三的机会。至于片名人名的疏漏，其实日本片的影迷或者善用搜索的读者，不妨看作是猜灯谜，何况谜面的难度原本不高。比如片冈千惠藏演的《血樱判官》为《血枪富士》，薛尼·波拉克的《龙吟虎啸江湖客》为西德尼·波拉克的《高手》，倍赏美津子演的《复仇是我们的》和《那不是好吗？》为今村昌平的《复仇在我》和《乱世浮梦》，《恶人睡得更安宁》为《恶汉甜梦》，《上意讨》为《夺命剑》，《武士勤皇记》为《战国英豪》，《赌时间的少女》为《穿越时空的少女》……我看的这本是2009年的初版，2016年还出过一个新版，不知这些疏漏是否有改正。

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封面用了增村保造的《华冈青洲之妻》，但内文完全没有谈到这部电影的相关内容；目录正文前还有一些剧照海报的彩页，收录了一页成濑巳喜男的《浮云》，一样也是虚有其图。

书中写电影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，一类是蔡澜从日本报刊书章上转口而来，一类是介于他亲身经历与道听途说之间，还有一类是记载他亲身与日本电影人交往的点滴。

先说第一类，代表作是《小津安次郎》。日语里，次郎与二郎都读作jiro，这个人名想必是蔡澜依音画葫芦。而且他开头就写：“台湾一个朋友，采集日本导演小津安次郎所有的资料，翻译了数万字的原稿，但是没有人肯出版。大家只认识黑泽明、大岛渚，对小津一点兴趣也没有”来看，当时小津的地位远不像如今高居日本影史的TOP 1，也就是说，在蔡澜写完这篇文章之后，世界掀起了一场对小津再发现的风潮。

不过，就算是写小津，蔡澜还是要夹带私货：“对白是他很重要的一环，许多影评人都把严肃的文学作品来和他的对白做比较。其实，他只不过完全是自然抒发而无烟火味罢了。比方说，两个老头子好朋友一起在寿司店吃饭，坐了老半天不说话，后来其中一个拿起一块赤贝寿司，看了一会儿，慢慢地说：‘赤贝这东西，真像女人的那个地方。’另一个老头点点头，说：‘唔，真像。’”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“鲁迅曾说过……”嘛，无性恋小津才不会关心“那个地方”好嘛。

会心一笑之后，再读下去，就是知识盲区了。“战争期间，军阀们命令他拍一些军国主义的片子，小津并没有照做，可见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。战后，左倾思想也没有影响到他，作品中从不说政治，又避免任何极端的倾向，像坐在榻榻米上喝米酒一样安详。”小津被征召入伍，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这段经历众所周知，那么不肯拍军国主义电影又是哪一出呢？

他写市川崑的妻子、编剧和田夏十看到洋人就害怕，因此不大愿意陪市川去国外参加影展。然而，“在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，她看到那么多外国人，也很不安。但是她没有忘记叫自己的丈夫不要拍运动，最主要的还是拍人”。

他写田中绢代既无男人运，也无亲人运，唯有佣人运，一个名叫仲摩新吉的老哥独守她四十年。“临终入院，只有他一个人照顾，田中说：‘新吉兄，鳗鱼。’他即刻跑到镰仓那间田中吃惯的店里去买。”而新吉也是最懂她的人：“‘总之，她只爱演戏，就这么毫无道理，乱七八糟地过了一生。’仲摩新吉说。”

田中绢代（右）在《望乡》中

不过呢，在这本小书中，真正如地摊小报一般鄙俗的八卦，也不是没有。他写2001年，日本电影圈一众去世的名人，轮到相米慎二，便欺负死人不会讲话：“他喜欢香港，来拍过电影。葬礼上出现他捧红的女演员如药师广子（作者注：实为药师丸博子）、小泉今日子等，但传说他为同性恋者，那么年轻就死去，会不会是艾滋病？”这也算是港式专栏的一大特色吧。本来豆腐干一般大小的地方，若非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哪有冤大头肯奉上一字千金的润笔。

我这个相米慎二的死忠粉一直记着仇，也要在这里以牙还牙，揭露蔡澜嘴毒刻薄的一面，就是他说“所有的日剧女演员都不好看”：山口智子“实在太丑”，稻森泉“笨得交关”，常盘贵子“有点丑”，藤原纪香“很容易被看腻”，浅野温子“比起真正的大美人，还是逊色”，铃木保奈美“不太讨人喜欢”。他老人家唯一看得上眼的是安田成美，但还要加上一句：“安田成美是韩国人，不是日本人，没有例外。”

再来说第二类不知是他亲耳所闻还是亲眼所见的经历，代表作是指名不道姓地写井上梅次：“多年前，香港请了一个日本导演来拍戏，他的名字叫梅次。因为他常刻薄下属，故大家不叫他梅次，而称他为梅毒。”“梅毒导演执导工作开始缓慢，不对劲了，才第一次请工作人员吃饭来联络感情。大家一听说导演请的是日本料理，自己去不起，欣然赴宴。梅毒看大家到齐，便大叫侍女前来，说，‘我来一碗面，你们要什么自己叫！’”“后来他在片厂中拍戏，忽然有人在暗处扔来一块石头，打得他头破血流，入院三天。听到消息的人，无不赞好。”

而书中最最精彩的内容，当然还是蔡澜作为当事人回眸流年碎影，以文祭友。他写198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请来大岛渚当嘉宾，自己做翻译，见证这位大导演跟倪匡、许鞍华、徐克、施南生、李焯桃等一众电影圈中人饮酒玩笑，打成一片。大岛痛饮了倪匡私藏的白兰地后，就开始跟倪匡吹牛皮：“我上一部戏《圣诞快乐，罗伦斯先生》（作者注：原文如此，如今中文片名通用“劳伦斯”）的编剧也好此道。我们两人一早工作，桌上一定摆一瓶酒。到了傍晚，大家都笑个不停。我相信到香港来写剧本的时候，一定会和你合作！”临到分别时，大岛似乎产生了自己会讲粤语的错觉，说道：“蔡澜，以后你在日本颁奖，由我来做翻译！”

大岛渚

他写“盲侠”胜新太郎：“一生最爱的是他的女儿，因为她学会讲英语，但在日本少有机会练习。自从认识了我，常三更半夜打长途电话来，我以为有何重要事，但他只是叫她女儿和我讲几句英语，他听了乐极，哈哈大笑。”他提到胜新太郎原本是《影武者》的主演，却因为跟黑泽明闹翻遭中途撤换，八卦之外还有真知灼见：“说真的，仲代达矢演的将军固然天衣无缝，但扮替身的戏，就不如胜新太郎那么讨好，胜新太郎会将比较轻松的一面演活，仲代就嫌太严肃，而不放开了。”

他写当年在日本谋职时，跟黑泽明的监制藤本真澄不打不相识。对方看他年纪轻轻，一见面就喊他“君”（kimi，“你小子”之意）。他也不甘示弱，拿出甲方的气势，纠正藤本应该喊“蔡san”才对。后来，藤本请他去高级料亭，教他吃omakase，又跟他分享黑泽明的拍片趣事。但藤本去世时，他未能去送一程，一直耿耿于怀。

他写跟“八九三”（黑道）转行的任侠片演员安藤昇成了酒友。“安藤本性很怕羞，当我偷偷看他脸上的疤痕时，他会自觉地低头，并用手遮住。安藤告诉我，‘这世界人没有什么叫侠客的，要是打架杀人时还不会害怕，那他们不是侠客，是疯子。’”

安藤昇

他写年轻时陪熊井启在新加坡勘景，去到当地的日本人公墓。熊井在现场情绪激动地说：“太平洋战争的伤痕未愈，日本又发动了经济侵略！看历史，在明治初期，日本已在做这些坏事。军国主义者拼命抢外汇，什么大学眼药，什么仁丹，都是他们的杰作。最可怜的，是一群被逼良为娼的少女，他们给龟奴由天草岛、岛原半岛等地方送到山打根、马来亚、新加坡去卖淫。这个坟墓，躺着许多这种人，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拍一部电影，为她们申冤！”

熊井启

多年以后，熊井启着手拍《望乡》。蔡澜去片场找他，熊井拉着他说：“不要做什么行政工作！你不如来跟我做副导演，拍一部好电影！”蔡澜写道：“我没有那么做，亦谈不上后悔，只想当时要是和他干上了，生命一定会充实得多。”

后悔或许是没有，但这后半句话，显然还是带着一丝遗憾。话说回来，谁的一生没有遗憾呢？单单他留在这本小书里的结缘如露就不难看出，蔡澜的人生已是足够充实精彩。